北京沙尘暴的几天，住在办公室不敢出门，以免当“人肉吸尘器”，并加重感冒。毕竟口罩戴得再严，也挡不尽漫天沙尘。办公室窗户没开，窗台、桌上、地面还是浮了一层薄薄的沙，空气中弥漫着土的味道。这沙，是躲也躲不及的沙。

回到老家，窗外是江南滴也滴不完的雨。淅淅沥沥的清明雨，落在芭蕉叶上、落在天井里，落在母亲养的花上──吊兰、绣球、薄荷、杜鹃，都长得极好。

(资料图片)

不自觉地想起香港，那里夜晚的窗外，是看也看不透的墨色大海。

特别欣赏的作家葛亮对其故乡和客居的香港，有十分恰切的称呼──他称故乡南京为“家城”，称现在生活的香港为“我城”。他常常由对两座城市的观照，思考因循于不同环境、生长路径所塑造出的城市或个人的独特性。

每座城市都有自己渗在骨子里的“範儿”，这在千城一面的趋同大势中，成为了每座城市最后保留的自尊，不至于为他者完全重叠淹没。足迹亦心迹，经历不同城市的生活，每物每人都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形塑着属于自己的“範儿”。

对于我，故乡、北京、香港这三个地方，应该是：家城、我城、客城吧。我的想法与写作常常不自觉地在三城之间跳跃，那是思维这个家伙自己在跳来跳去，按都按不住。

对一个城市的感觉，与人的心境有关。

萧红来到香港时才三十岁，但已饱经忧患离乱。这个南国蕞尔之地给了她安静短暂的庇护，完成了《呼兰河传》这部传世之作。她创作的激情炽烈，身体却日渐衰弱。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：“我来到了香港，身体不太好，不知为什么，写几天文章，就要病几天。大概是自己体内的精神不好，或者是外边的气候不对。”她一直在咳嗽、在沉思、在怀想、在写作……用燃烧生命的方式度过了在香江的最后岁月。

我曾在浅水湾影湾园酒店参加朋友的婚礼。酒店中西合璧，楼是新式的，中间洞空，像一个大大的回字；楼梯、廊柱、喷水池……却是老物件。过了马路拾级而下至沙滩，意外发现有一座雕塑和三组艺术长椅。雕塑为纪念萧红而建，由三十一只红色飞鸟组成，代表萧红短暂苦难的一生，每只鸟以不同姿势飞向不同方向，代表她跌宕飘零的经历。鸟的颜色由白渐变为红，是她生命色彩的写照。三组艺术长椅则为张爱玲而设计。子弹及茶几上的旧照片，代表战乱的时代背景和她的求学时期；椅上书籍和笔的雕塑，代表她的创作盛期；椅边的行李和扶手上的外套造型，代表在香港短暂的旅程。

张爱玲笔下的香港，是“酽酽的，滟滟的海涛”，还有“把窗帘都染蓝了”的那片海水。是“望过去最初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看板，红的，橘红的，粉红的，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……”是这般浓烈的四季──春天，满山的杜鹃花在缠绵雨里红着，簌簌落落，落不完地落，红不断地红。夏天，夹道开着红而热的木槿花，像许多烧残的小太阳。秋天和冬天，空气脆而甜润，像夹心饼干。山风，海风，呜呜吹着棕绿的、苍银色的树。于张爱玲那样一个“刁钻”的人，“太喜欢这城市，兼有西湖山水的紧凑与青岛的整洁，而又是离本土最近的唐人街……”实属难得。

更喜欢葛亮文字里的香港，他既能敏锐地观察到物欲匆忙的所谓“中环价值”，也曾站在港岛电车末站的西环，体会这座城市的静谧和老旧。他在大学里静静地感受浓厚的人文气息和历史感，感受许地山、陈寅恪、朱光潜他们留下的痕迹。他笔下的香港古雅樸旧，也市井混杂，充满时光的交错感。不徐不疾，如他一向的儒雅舒缓。

“当你在这座城市生活久了，它的某些特性会深入到你的血液跟肌理当中，会很自然地影响你的思维模式，成为你表达方式的一部分。这不是你可以选择的，一旦你对这座城市的表达进入到这个场域，这个城市会选择你。”

家城是自身的来处，滋养了人的脾性、质底；我城是事业的栖息地，决定了人的站位；客城──幸好是香港──拓展了人的视野，让人更包容。故乡让人亲近松弛，京城的磅礴厚重让人敬畏，香港的多姿多元让人葆有新鲜感探究欲。三个城没有彼此排斥，没有彼此鄙薄，没有彼此羨慕。她们各自有各自的好与不够好，让我更加丰富平和，她们塑造了开阔的我。

在故乡，陪陪母亲、吃一餐带竹笋的土菜就好了；在京城，没有什么事不可被长安街的骑行治癒；在香港，坐一趟天星小轮吹吹海风、坐在西环的海边看一场壮丽的落日，就好了。